2010年，德国联邦议会批准了一项旨在2050年实现8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以风电、太阳能、生物质为主体）的法案。2011年，受到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德国决定修改核电站延寿的计划，到2022年关停全部核电站。这一“80%可再生能源 + 弃核”的能源政策，后来被广泛的称之为德国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

    尽管能源转型，至少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但这一法案陆续补充了温室气体减排80%-95%，减少能源消费50%，以及为实现80%目标而设定的中间年份目标:2025年40%-45%，2030年50%，2040年65%。

    这一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之为“世纪工程”的能源系统变革，在过去的几年间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等的密集关注与评论。其中，有称赞乃至崇拜，认为德国的能源转型如果能够实现目标，将具有全球样板含义，为减少能源与环境安全，特别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供巨大的榜样力量。也有批评乃至揶揄，说其目标不合适，2020年肯定完不成，或者目标实现成本太高，电价太贵了，或者煤炭反弹，排放增加了，等等。

    当然，笔者特别强调，这并不表明两种极端意见是相称并且对等的。从笔者个人看法而言，持正面看法的意见还是占多数。

    基于此，作者将聚焦在一些具体的争议问题上，力图以“描述性“的方式解读不同的意见以及来龙去脉，力图为借鉴提供一个方法论视角。

    能源转型就是自给自足？

    在评价的频谱上，最左端的无疑是各种环境NGO组织、生态学学者乃至一些哲学家。在他们看来，80%的可再生能源意味着还有20%的化石能源，这比例完全应该进一步到100%可再生能源。

    这方面的言论包括“化石能源是落后的、注定要被淘汰的能源”、“非洲根本不需要建电网了”、“储能+分布式发电已经是现实了”。从人类的天性来看，尽管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但是渴望独立的趋势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自我供应、自给自足永远是追求的目标。

    从能源使用来看，自己发电，成为prosumer（生产者+消费者），而不是传统的化石能源的供应方式，可以满足人的这一本质需求。因此，发展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供给，甚至备用都自己搞的能源供应模式，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

    而在另外一端，则是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可以互相称之为“臭名昭著”)的一些组织与机构。这类机构，在欧洲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典型的，比如美国的能源研究所（IER）。这一机构的圣经“包括煤炭是廉价的、好的，石油永远伴随人类，德国是典型的”绿色失败 ”，成本高、收效低，居民电价高，引发能源贫穷问题，不一而足。

    褐煤必须搞死？

    德国拥有丰富的褐煤资源，即使到现在，燃煤发电仍旧在整个发电中占据40%左右的份额。2015年3月，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建议出台针对传统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立法，以帮助其进一步实现2200万吨减排任务，2020年实现既定减排40%的目标。

    方案最初建议针对寿期超过20年的煤电厂，如果单位GW排放超过了700万吨二氧化碳（这部分已经纳入欧盟ETS体系，需要购买，当然现在价格很低），将加收18-20欧元/吨的碳税；对寿期超过40年的煤电厂，排放超过了300万吨就要加收。

    一个效率40%的硬煤煤电厂，年运行8500小时，大约就要排放700万吨二氧化碳，而300万吨只够运行不到4000小时。由于褐煤的单位排放因子要比硬煤高30%左右，这一规定下褐煤电厂的出力就要受限。

    700万吨的设计似乎专门瞄准了褐煤电厂。从影响来看，这一水平的碳税意味着单位千瓦将增加2欧分的成本。而2015年8月，德国批发电价下降到了3欧分/千瓦时的水平，比2011年之前已经下降了50%。这意味着，电厂即使可以竞争到市场份额，其边际利润也只有1欧分/度的水平，这可能连流动成本（燃料、运营、材料等）都覆盖不了。所以，这一标准对褐煤之外的基荷煤电厂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意味着褐煤老旧电厂的成本要大幅上升，基本只能退出市场。

    建议一出台，就引发了各方争议，褐煤工业与主要电力公司极力反对，电力工人组织游行。电力公司的反对意见，集中在这项政策意味着2000万千瓦的机组变成亏本生意。机组的关停，从长期看将引起系统充足性问题与安全问题。

    此外，如果这部分机组的成本上升，很可能意味着德国电力出口的减少，以及天然气发电份额的上升，这意味着电价水平的上升（尽管幅度可能不大）。这一政策带给最终消费者的影响也需要评估。

    当然，在环境NGO看来，这一政策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定位于20年的老旧电厂而不是全部电厂，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手段的合法性争议更大，特别是涉及影响对象选择以及程序性问题上。很多律师提出反对意见称，为什么老旧电厂受影响，而其他电厂就可以“独善其身”，这在促进市场的竞争目标（特别是merit-order）与法律的公平性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德国自身的政策与欧盟能源环境政策的协调，在已有ETS覆盖的情况下是否与欧盟上位法冲突也是法律界探讨的问题。

    最终，7月份，这一政策建议宣布取消，政府将选择另外的方式去实现这一2200万吨的减排任务，并将这部分受影响的机组转为“容量备用”。

    到了现在2018年，英国、法国都出台了淘汰煤炭计划时间表的时刻，2018年上半年，德国政府再一次拒绝了“最低碳税”的提议，可能跟上述这一经历不无关系。并且，2020年的减排目标可能已经来不及完成了。

    谁能代表德国呢？是德国政府，还是电力企业，还是各种机构的学者？可能都能代表一部分，但是都不能完全代表。

    德国电价高是个问题吗？

    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造成电价高企是个吸引眼球的话题，但是“电价高“这个事实本身，以及是否应该归因于可再生能源同样充满争议。

    “电价太高”的支持者认为，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达到6欧分，已经造成德国居民电价高达30欧分/度，是欧洲最高电价之一。很多贫困家庭的电费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支出的10%以上（笔者在德国待过几年，每个月高达80欧元的电费的确也肉疼），很多家庭因为交不起电费而停电。如果照这种趋势下去，那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笔者认识的一些德国同事由此抱怨，但是也有一些坚决认为“电价太低了，以至于我的邻居在德国这种纬度造个冰窖养企鹅”。而部分学者的统计分析与观点往往是：能源贫穷在德国也是存在的(2014年有35万户家庭因为拖欠电费而被停电，占全部家庭的不到1%，是欧盟国家中问题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是那是社会政策的领域。能源贫穷的原因是“贫穷”本身，不需要特别的能源政策。

    至于可再生能源造成电价高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由于调度优先顺序的影响(Merit-order effect)，电力市场的趸售价格越来越低。 能源密集型工业，享受附加豁免，其大用户长期合同价格低到税前4欧分/度以下（不含输电费用，但是大用户用电电压等级高、损耗小、负荷不确定与波动程度小，这部分费用是很小的），人民币不到3毛钱。成为大的“赢家”。不能只盯着25%的居民用电，不考虑占40%以上的工业用电。

    以上往往是经济学家的看法，社会学家往往嗤之以鼻。经济学家往往关心总体蛋糕的大小（所谓“效率”），而贫困人群的利益受损则是“分布式”影响问题，而这在后者看来则是”天大“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伦理。这个争论有点超过事实争论的范畴了。

    启示

    对于能源转型的政策与评价，即使在德国内部，也是存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的争议。因此，宏观上大而化之的“德国如何如何”的铁板一块式的描述都是欠准确的，也很难对第三者“我们要如何如何”提供明确的含义。简单的，如果德国做错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德国做对了，但是其深根于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那对我们也很难有借鉴意义。 更何况，我们的铁板一块程度，应该还比不上德国。100个人，可能就会有120种意见。

    不可避免的，人们对很多事情都会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区分意见的性质，是对事实问题认定的不同，还是价值观的不同，那么就无法形成公共讨论，而成为无谓的争论。对于事实问题，所需要的只是进一步的研究确认，而对于价值观问题，可以通过彼此的妥协取得合作。

    事实的讨论需要更加充分，而价值观要保持尽量透明。这是我国能源行业了解国外，并产生有益借鉴的基础。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完全是一场分布式、分散化的社会运动，到了中后期才有了大的电力企业的加入。这方面的故事，我们留待今后细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