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技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对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主要是风能和生物质能。”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凤起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述，“生物质能发电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中电能质量好、可靠性高，与小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等间歇性发电比较要好得多，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用清洁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石油，调整能源结构是我国近期的重要任务，而利用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正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最现实、最主要的方向。”
生物质发电主要是利用农业、林业和工业废弃物为原料，也可以将城市垃圾为原料，采取直接燃烧或气化的发电方式。“生物质能的应用技术开发，旨在把森林砍伐和木材加工剩余物以及农林剩余物如秸杆、麦草等原料，甚至是生活垃圾通过物理或化学化工的加工方法，使之成为高品位的能源，提高使用热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保护环境。”周凤起耐心地讲起了科普，生物质能资源丰富，可循环使用，具有二氧化碳零排放、绿色环保能源的美誉。
就地取材前景看好
记者深入到一些掺烧生物质发电的企业了解到：江苏宝应协鑫生物质环保热电公司掺烧稻壳、锯末和树皮等生物质发电，一年消耗83万吨，约占燃煤总热值的40％；在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厂，主要掺烧生活垃圾发电，年处理垃圾26万吨；在南京协鑫热电厂竟然掺烧生活污泥来发电。
据测算，每两吨秸秆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吨煤。韩晓平向本报记者介绍，我国每年农作物秸秆年产量约为6．5亿吨，相当于3．25亿吨煤；林区的废枝每年可达10亿吨，约合5亿吨以上的煤。“不仅如此，秸秆还是一种煤无法媲美的清洁能源。环境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表明，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平均含硫量只有3．8‰，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1％。”
“我国生物质能的资源量现在每年大约为8亿—10亿吨标准煤。据预测，仅秸秆直接燃烧发电一项，每年将使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新投入的情况下增收人民币60多亿元；而且将是中国最大的环保项目，有效解决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秸秆直接燃烧发电一项，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节约标煤近1000万吨，新增绿电150亿千瓦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韩文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但是，由于技术、投资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生物质能在我国的开发应用非常有限。”
谁在制约生物质发电？
韩文科向记者表示：“生物质能的特点是资源丰富稳定，但是分布分散，收集和运输困难，比较适合于分散利用。另一方面，生物质能目前有效利用的比例很少，要充分体现它的洁净性并在能源结构优化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大范围的高效利用作前提，这就必然要求全社会对生物质能技术有全面的了解和认同，在生物质技术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培育成熟的市场，形成大量的用户，使生物质能作为商品能源的比例有显著的提高，最终体现出其环境及社会效益。”
他认为，当前缺少有效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再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只有一般性的鼓励政策，对生物质能没有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办法，所以政策力度不够，落实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实际应用中生物质电力上网困难，目前政府的定价没有体现生物质能对环保的贡献，电力价格不合理，很难吸引投资资金，同时国家和地方对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没有明确的指引，扶持政策不到位，补贴渠道不畅通，经济优惠政策很难落实。”
韩晓平也持类似观点：“虽然国家已出台生物质发电补贴0．25元／千瓦时的政策，但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协调机制；对于农林废弃物混燃量小于总热值80％的情况，国家规定不给予补贴，限制了混燃技术的推广应用。”他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生物质发电尚处于示范项目阶段，示范项从立项、建设、发电上网到验收，尚无专门的管理办法，大大影响示范项目的进度，也影响 投资者的积极性。“示范项目需要国家在政策、财税、科技投入和管理方面给予积极关注、支持。”
扫清障碍靠什么？
针对生物质发电存在的主要问题，专家们认为，应该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研究制定相关推广政策，逐步建立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选择多种实用技术和设备，形成良性竞争，以推进生物质发电的应用。
韩晓平表示，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推广计划，引导行业发展示范推广可以在应用中解决这些问题，使技术逐渐成熟，为技术的全面推广奠定基础，同时示范推广可以在应用中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减少技术风险，增加用户的信心，提高本技术在社会上的影响，带动社会资金进入生物质能利用行业，在短期内解决高新技术试用期一般投资人和银行不愿意介入高风险行业而碰到的资金困难，培育出成熟的市场，为生物质的大范围利用创造条件。
韩文科着重从政策层面分析认为，应该制定专门的鼓励政策，吸引社会投资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政府应进一步落实对可再生能源的保护政策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立法保护和以经济的手段扶持。实行全成本定价办法，把与能源生产有关的全部费用考虑进去，例如：硫化物和氮氧化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特殊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在费用等。实行全成本定价，将会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基准，相对可再生能源而言，成为鼓励利用的一项措施。”
生物质发电主要是利用农业、林业和工业废弃物为原料，也可以将城市垃圾为原料，采取直接燃烧或气化的发电方式。“生物质能的应用技术开发，旨在把森林砍伐和木材加工剩余物以及农林剩余物如秸杆、麦草等原料，甚至是生活垃圾通过物理或化学化工的加工方法，使之成为高品位的能源，提高使用热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保护环境。”周凤起耐心地讲起了科普，生物质能资源丰富，可循环使用，具有二氧化碳零排放、绿色环保能源的美誉。
就地取材前景看好
记者深入到一些掺烧生物质发电的企业了解到：江苏宝应协鑫生物质环保热电公司掺烧稻壳、锯末和树皮等生物质发电，一年消耗83万吨，约占燃煤总热值的40％；在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厂，主要掺烧生活垃圾发电，年处理垃圾26万吨；在南京协鑫热电厂竟然掺烧生活污泥来发电。
据测算，每两吨秸秆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吨煤。韩晓平向本报记者介绍，我国每年农作物秸秆年产量约为6．5亿吨，相当于3．25亿吨煤；林区的废枝每年可达10亿吨，约合5亿吨以上的煤。“不仅如此，秸秆还是一种煤无法媲美的清洁能源。环境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表明，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平均含硫量只有3．8‰，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1％。”
“我国生物质能的资源量现在每年大约为8亿—10亿吨标准煤。据预测，仅秸秆直接燃烧发电一项，每年将使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新投入的情况下增收人民币60多亿元；而且将是中国最大的环保项目，有效解决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秸秆直接燃烧发电一项，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节约标煤近1000万吨，新增绿电150亿千瓦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韩文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但是，由于技术、投资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生物质能在我国的开发应用非常有限。”
谁在制约生物质发电？
韩文科向记者表示：“生物质能的特点是资源丰富稳定，但是分布分散，收集和运输困难，比较适合于分散利用。另一方面，生物质能目前有效利用的比例很少，要充分体现它的洁净性并在能源结构优化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大范围的高效利用作前提，这就必然要求全社会对生物质能技术有全面的了解和认同，在生物质技术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培育成熟的市场，形成大量的用户，使生物质能作为商品能源的比例有显著的提高，最终体现出其环境及社会效益。”
他认为，当前缺少有效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再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只有一般性的鼓励政策，对生物质能没有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办法，所以政策力度不够，落实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实际应用中生物质电力上网困难，目前政府的定价没有体现生物质能对环保的贡献，电力价格不合理，很难吸引投资资金，同时国家和地方对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没有明确的指引，扶持政策不到位，补贴渠道不畅通，经济优惠政策很难落实。”
韩晓平也持类似观点：“虽然国家已出台生物质发电补贴0．25元／千瓦时的政策，但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协调机制；对于农林废弃物混燃量小于总热值80％的情况，国家规定不给予补贴，限制了混燃技术的推广应用。”他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生物质发电尚处于示范项目阶段，示范项从立项、建设、发电上网到验收，尚无专门的管理办法，大大影响示范项目的进度，也影响 投资者的积极性。“示范项目需要国家在政策、财税、科技投入和管理方面给予积极关注、支持。”
扫清障碍靠什么？
针对生物质发电存在的主要问题，专家们认为，应该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研究制定相关推广政策，逐步建立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选择多种实用技术和设备，形成良性竞争，以推进生物质发电的应用。
韩晓平表示，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推广计划，引导行业发展示范推广可以在应用中解决这些问题，使技术逐渐成熟，为技术的全面推广奠定基础，同时示范推广可以在应用中提高技术的可靠性，减少技术风险，增加用户的信心，提高本技术在社会上的影响，带动社会资金进入生物质能利用行业，在短期内解决高新技术试用期一般投资人和银行不愿意介入高风险行业而碰到的资金困难，培育出成熟的市场，为生物质的大范围利用创造条件。
韩文科着重从政策层面分析认为，应该制定专门的鼓励政策，吸引社会投资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政府应进一步落实对可再生能源的保护政策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立法保护和以经济的手段扶持。实行全成本定价办法，把与能源生产有关的全部费用考虑进去，例如：硫化物和氮氧化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特殊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在费用等。实行全成本定价，将会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基准，相对可再生能源而言，成为鼓励利用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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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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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生物质能：谁在制约生物质发电
http:www.cps800.com/news/2006-6/200663095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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