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困难的“症结”在哪里？

    当前，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其深层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结构病、发展方式病在作怪。东北实现振兴，首要的是闯过“结构关”。同时，需要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推动东北制造需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提高型升级

    专家认为，当前，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其深层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结构病、发展方式病在作怪。东北实现振兴，首要的是闯过“结构关”。

    1．工业增速、工业效益既是上一轮东北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本轮东北经济困难的症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刘世锦认为，目前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主。东北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典型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比重较高、在重化工业领域国企占比高，即所谓的“单一经济结构困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振兴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东北一次振兴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在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遗留了一些重要矛盾和问题。未来10年，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形成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实现东北二次振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认为，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原来的结构病“水落石出”，再叠加人口等多种问题，使得整个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突出表现在：一是工业比重大，其中重工业、“原”字头比重过高；二是服务业发展滞后。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远征认为，工业增速、工业效益既是上一轮东北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本轮东北经济困难的症结。东北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基础产业与装备制造业又是重心。在全国产能过剩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结构单一问题日益凸显，出现第二产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现象。

    振兴院副院长李凯认为，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老工业基地经济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目前，东北地区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偏离：工业结构的偏离、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偏离、第三产业结构的偏离、高技术产业结构的偏离。纠正以上四个偏离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是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问题的集中显现，具体表现为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体制性衰退和人口红利的消失。

    2．区域经济发展缺少大规模产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支撑，是东北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凯认为，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背离了全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其产业结构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以重工业和工业品生产为主，区域经济发展缺少大规模产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支撑，这是东北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积仁认为，东北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B2B比重过高，东北所生产的产品很少用来直接消费。过去10多年，东北制造忽视了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和产业发展，当出现产能过剩时，东北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受到的伤害最大。

    3．东北制造需要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提高型升级。

    曹远征认为，需求因素既是东北工业上一轮增长的原因，也是此轮下滑的原因，在需求难以持续扩张的情况下，东北经济需从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提高型。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建议，一是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的战略机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超越以一、二、三产业比重变化为基调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在一、二、三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上下功夫；三是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优势或潜在竞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在并购重组、研发投入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加快培育东北产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新优势。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提出，东北工业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东北制造向东北创造转变，二是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三是从产品向品牌转变。实现东北制造的转型升级，需要投资环境的改善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梁启东认为，东北经济结构调整，应瞄准服务业、农业、新兴产业、轻型产业、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等新动能的培育。

    产业政策需要根据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调整

    专家认为，依赖投资和需求刺激政策已难以为继。新一轮东北振兴，需要瞄准结构性矛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来调整产业政策。

    1．大规模投资和需求刺激政策已成强弩之末。

    刘世锦认为，近期重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首先需要科学评估以往振兴思路和政策，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时调整。如果继续沿用扶持“输血”、投资拉动的办法，且不论正确与否，实际可操作空间其实不大，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见到，更重要的是可能错失振兴机遇。

    曹远征认为，总需求扩张政策只能防止更大的衰退，而不能有效地提升经济增长。如继续实行大规模投资和需求刺激政策，将引起企业负债率过高，加大经济系统性风险。

    常修泽认为，前些年东北问题所谓的和缓，很大程度是靠着大量投资来支撑的。现在经济下滑以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小鲁认为，目前刺激性政策的效果已显著降低。东北地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坚决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上，把保增长的任务让位于调结构和促改革，以破解经济结构失衡的难题。

    谢地认为，东北过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诸多弊端。一是以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潮导致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遏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激发了各地区、各部门的盲目扩张冲动；三是对“大水漫灌”式传统需求刺激政策有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对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也缺乏方向感。

    2．产业政策重点放在巨大的消费品生产产业。

    李凯认为，未来东北需要依据市场需求选择主导产业，在保持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转变供给结构，跟上国内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尤其是要在市场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品生产产业中找到突破口。

    梁启东建议，第一，振兴东北的政策需要在产业短板上下功夫，重点推进新兴产业及新业态、轻型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第二，在市场机制面前，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局限性，尽量少地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招商引资指导目录》等产业政策。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东北结构性矛盾

    专家认为，东北再振兴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在制度创新上做大文章，重点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1．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

    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副司长杨荫凯提出，要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的供需转化，积极优化投资结构、融资结构、融资机制。新增投资要重点投向那些能够产生新的需求、重大的产业项目和创新升级的项目。

    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认为，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2．以“体制复制”换环境为突破口推动东北再振兴。

    刘世锦认为，东北改革面临的是显形体制加隐形体制的整体体制环境问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特区办特区”“体制复制”的方式“换环境”。如可考虑东北三省和东南三省分别在东北三省举办特殊合作区。此类对口合作主要不是给资金、给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先换小环境，逐步影响调整大环境。

    迟福林建议，探索发展“飞地型跨区域特别合作区”。借鉴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的体制飞地经验，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创新东北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政策和管理模式，与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广阔空间相互融合，探索设立 “辽沪特别合作区”“吉浙特别合作区”“黑苏特别合作区”等，共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加快建设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

    李凯提出，突出改革对东北振兴的根本性带动作用，把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中国重大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作为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区，作为结构调整、新型发展模式建立的工作区。将结构调整与发展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克服体制机制等问题结合起来，为东北老工业振兴寻找一条突破之路。

    3．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东北大学校长、振兴院院长赵继认为，东北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高校科研院所“供给相对丰富”与区域企业“需求明显不旺”并存、科技成果转化“流出严重”与“本地转化率低”并存、“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并存的尴尬局面,亟须加快推进东北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体化进程，提高东北整体科技竞争力。

    曹远征认为，小微企业比重明显较低，不仅表明东北“双创”动力不足，而且也难以吸纳更多就业，难以提高本地居民收入。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在农业、林业、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潜在优势。而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薄弱，也决定了其发展前景广阔。因此，在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双创”的重心应放在第一和第三产业，以此来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哈尔滨工业大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于渤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更要关注发展模式创新，要产学研结合，与“互联网＋”结合。此外，也要在商业模式上积极创新，把“产品＋服务＋平台”的建设结合起来，形成基于平台的多领域应用。

    4．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曹远征建议，东北地方政府应以放权、监管、服务为重心，缔造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同时，坚持包容性发展的合作理念，以PPP为核心，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中心主任、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屹山认为，东北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认清现行经济制度中存在的束缚市场主体活力，以及干扰、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弊端。进一步“放权让利”，对现有的管理方式作出调整，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推动市场按“企业民营化”“价格市场化”“竞争自由化”“管理法制化”原则运行。

    谢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简政放权，不能过多依赖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不能替代市场选择，而是刺激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为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包括做好顶层设计、制度供给、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造有利于结构优化的各种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