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发合：有些地方把清洁能源优先当“花瓶”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打赢蓝天保卫战”再被强调。会议将此列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之一，并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运输结构，坚持源头防治，确保3年时间明显见效。

    目标已定，3年攻坚战究竟怎么打？治理同时，如何巩固既有成果、防止重污染天气反弹？下一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还需迈过几道坎？带着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原副院长、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

    治理进入“平台期”  任务仍艰巨

    中国能源报：刚刚过去的采暖季，北方地区为治霾狠下功夫且有所成效。而今供暖结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重污染天气反而频频发生，原因何在？

    柴发合：采暖季通常被视为全年的治霾关键期。2017-2018年秋冬季，国家生态环境部也首次启动专项治理行动，在北方地区大规模推行清洁取暖工程，有效减少煤炭使用。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总量仍大大超过其环境承载能力，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一方面，随着采暖季结束，大批秋冬季错峰生产的企业逐渐复工，涵盖火电、焦化等高排放行业，及化工、煤炭等涉及大宗原材料和产品运输的车辆。工业源比重大大增加，导致污染大幅反弹。

    另一方面，因空气具有流动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以北京为例，西有太行山、北有燕山山脉，基本形成一个簸箕型口子，地理条件极为不利。加之今春气象条件不佳，空气中携带的污染物在此堆积难以释放，加剧重污染天气发生。

    中国能源报：除上述情况，“艰巨”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柴发合：总体来看，现阶段主要问题还是各种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以PM2.5和臭氧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治理是最重要一环。目前，冬季PM2.5排放虽呈下降趋势，浓度却持续偏高；夏季臭氧污染也开始凸显，成为又一挑战。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空气质量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大气十条”成效初显的同时，剩余压减空间实际也在缩小，前期把能治理的都治了，继续深入则越来越难。可以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正进入“平台期”深水区，进一步突破并非易事，仍需力度不减、强度不减、监管不减。

    源头防控是关键 机制需长效

    中国能源报：那么，如何突破“平台期”？

    柴发合：我认为，首先应重视“精准化、精细化、高效化”三个核心。

    ·精准化，是指准确摸清污染成因，包括各地有哪些污染源、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对PM2.5贡献多大等内容，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既保证经济社会正常发展，也可针对不同污染有效控制。

    ·精细化，包括方案制定、管理实施等治理体系的精细，各地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空气质量达标路线图与时间表。

    ·高效化即效率优先，力争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空气质量改善最大化。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制定3年作战计划，并有望上半年出台。到2020年，全国未达标城市PM2.5平均浓度要比2015年降低18%，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0%。这是“十三五”时期空气质量改善的约束性指标，更需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国能源报：要达目标，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难点？

    柴发合：近5年，我们做了很多过去想干而一直没干成的事，但也存在一些仍未干成的事，后者正是现阶段的治理重难点。如非电行业就是短板之一。

    因治理基数、管理能力等差距较大，非电行业的治理严重滞后于电力行业，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排放占到全国总量的3/4以上，尤其是石化、煤化工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对此，还应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既要解决安全、环保问题，也要实现资源化利用，重视工艺过程中的减排回用。

    另一重点则是源头防控。除现有末端治理方式，更需建立长效机制进行“治本”，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

    加快清洁能源替代  抓住“三调整”

    中国能源报：您所说的“长效机制”，究竟如何落地实施？

    柴发合：第一，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

    近几年，“去产能”及“散乱污”治理均进展明显，但我国产业结构整体仍偏重。过剩与落后产能，不仅造成资源能源浪费，也是排放过量的污染源，应继续按计划淘汰。

    同时兼顾布局调整，通过环保搬迁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搬迁”，不仅仅指位置平移，更是一个改造升级的过程，提高自身生产工艺、强化污染控制水平。更重要是站在全国角度，不再局限于“一厂一地”的挪动。综合考虑行业总量、大产业格局及环境影响等因素，既要评估搬出及迁入地的环境承载力，也要避免地区间相互污染。

    第二，加速推动能源结构与使用方式转变。

    一方面，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持续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注意因地制宜，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包括合理推广使用地热、生物质能等方式，多元解决燃煤污染，长远则是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

    同时，树立清洁能源优先的理念，真正实现有效供给，而不再将其作为地方发展的“花瓶”。

    另一方面，减煤并非“一刀切”，清洁煤技术的研发应用同样重要。这项工作的进展目前远远不够，以兰炭为例，国家对此尚无统一定义。对其生产工艺、燃烧技术、排放标准及配套炉具等，既没有明确要求，也无系统性规范。技术监管及准入门槛缺失，易导致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反而造成清洁煤技术多而杂乱。如何实现高碳煤的低碳化使用、低污染排放，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三，持续推动“公转铁”比例，科学管理运输。

    从现有货运能力来看，高达82.5%的汽运比例带来大量排放。建议根据实际运输需求，建立以铁路网为主的“多式联运”模式，减轻道路移动源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