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对话》 栏目中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作为嘉宾参加节目录制, 赵春江教授是中国个人安装光伏系统的第一人,可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螃蟹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美味。
赵春江站在自己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装置边上。他自己发电,但却要额外支出电费20,000,000 千瓦
上海市屋顶面积大约占整个上海市土地面积的3%左右,约有200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安装上光伏板,相当于建造了一个2000万千瓦的大型电厂。按人均年用电1000度计算,仅太阳能发出的电就可以基本满足上海市2000万人口全年的需求。
在上海市闵行区山花路的一幢高楼里,身材修长的赵春江敏捷地钻出13楼的窗外。这里并没有什么平台,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仅有一尺左右宽、可供一人侧身穿行的“过道”,稍一失足,就会滚落下去。
赵春江自豪地指着自己的“小基地”,那是一片30多平方米的多晶硅光伏电板屋顶。22块太阳能电池板略微倾斜,与水平线保持25度夹角,日均发电近9度。
“听说上海只有你一家?”记者问他。
“别说上海了,全中国只有我一家。”
倒贴电费
赵春江是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他总说自己一想起太阳能发电,就有义不容辞的味道。“我一直在宣传这个事,自己不身体力行的话,别人怎么看我?”
2006年12月,赵春江自行在家中安装了一套装机容量3千瓦的系统(理论上,每1千瓦在日照1小时的条件下可以发电1度),当时总价超过20万元。到现在,这套系统已经连续正常发电超过4年。
“从2006年12月15日到现在,多少天了?”赵春江自言自语着,“4年,加一个闰年……1478,加上2011年的63天,一共1541天。”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展示着电表上的数字:“已经发电12884度,安全无故障。”
对于赵春江的职业来说,自己家中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还有另外一重便利:搜集数据。“以前写研究报告写到上海的日照强度和发电量时,我心里就没底了。现在我差不多弄清楚了。在上海,每1千瓦的太阳能电板,每年发电1000度左右。”
赵春江的发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板、逆变器、电表、交流保护开关和一套记录系统。原理很简单:22块太阳能电池串联,发出直流电,经过逆变器转化为220V、50Hz的电流,正负不超过0.5Hz。
“比电网的电还稳定,电网的电正负是1Hz”。赵春江说,随着成本的下降,现在这样一套3千瓦的系统,一般工程公司报价是9万元左右。“3千瓦一年发电就是3000度,按6毛一度电费来算,每年能回收1800块。要收回所有9万元投资,需要50年时间。”
50年收回投资,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干呢?赵春江感叹,一般来说,投资回报期在10到15年,老百姓还是能接受的。
其实,这个50年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字,因为并不是光能电板发的每一度电都会转化成收益。拿赵春江家来说,他家的这套系统,白天发的电用不完,只能输回电网。自己使用和输回电网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晚上电板不发电,还要继续从电网买电。 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电派上了用场。 {$page$}
然而更搞笑的还在后面,因为中国电力部门都是单向电表,无从识别电的来源。无论是流进还是流出的电量,电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累计用电度数。这导致赵春江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天天给电力局送钱。
算下来,赵春江每个月差不多还要额外支出100元电费。不明就里的邻居,很羡慕赵家的绿色生活,揣度赵家不仅不花电费,还能发电赚点“外快”。
上海电力部门的领导也因为这个事搞得很尴尬,他们有次派人来“家访”,提出让赵春江自己“开个价”。
“这个要我怎么说呢?”赵春江被难住了,“电费定价,怎是一个老百姓自己说了算的?算起来,100年也不过12万元,就当为科学实验再多投入些吧。”
赵春江想得很开,可是赵春江的老婆始终对这个倒贴电费的行当颇有微词。
“悬崖边上”
其实上海老百姓里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本不该只有赵春江一家。
2006年,上海市搞了个“10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上海虽然没有油田、气田,但有2亿平方米屋顶和年均约1200小时的日照。如果上海的屋顶都能被用于太阳能发电,那么上海将成为中国的绿色能源之城。
政府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从2006年到2010年,完成太阳能屋顶1万套,每套装机容量3KW。按每套15万元计算,第一期需投资15亿元;第二期是从2011年到2015年,完成太阳能屋顶9万套,按每套9万元计算,需投资81亿元。
“后来这个计划就没声音了,中国人一直都是嘴上叫叫。”赵春江不无讽刺地说道。当年这个“10万太阳能屋顶计划”,正是他和另外几个专家一起提出来的。
据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教授崔荣强回忆,当时专家们提出的鼓励政策是初装费每瓦补贴50元,但政府没有通过。
与此同时,2005年时,一海之隔的日本已经安装了40万户太阳能发电系统。“现在估计已经超过90万户了。”赵春江非常眼红日本太阳能的发展速度,“日本曾宣称,在2020年要有1000万户的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之所以能在日本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在政策。从1994年开始,日本政府对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初装费用补贴高达50%。此后,因为太阳能发电装置的成本在下降,所以补贴也以每年3%的幅度在下降。“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降幅。”赵春江说,不仅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甚至村镇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
“目前中国对民间太阳能发电没有任何补贴。”赵春江表示,在中国安装补贴是很难实行的,“中国人做事不老实,会虚报。明明装的是5千瓦,可能报上去会说10千瓦,或者干脆买差一点的廉价电池板。”
赵春江笑称自己家是中国最小的发电厂,自己是唯一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站在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装置边上,赵春江就像站在悬崖边上。而中国的民间太阳能发电,也像站在悬崖边一样,处境仍不明朗。
绿电回购
对于太阳能发电来说,现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政府早日落实“绿电回购”政策,即是电网以高于市电的价格回收多余的太阳电,这样从一高一低的价差中,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太阳能发电的好处。
日本在剩余电力的回购方面,就做得非常到位。此前日本的政策是剩余电力的回购价为48日元每度,而日本当时电费的价格只有28日元。目前日本的新政策是只要是太阳能发电,不论是家用还是输回电网,电力公司以42日元每度的价格全额收购。
这样一来,一套太阳能发电装置,即使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也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电、兑现,成为一户人家的营利模式。
“电费的计算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只要装个智能电表就好了。”赵春江说,“关键就是电力公司他们不愿做这个事。”
开始时,日本电力公司对“绿电回购”也不积极,不过后来政府出台了一个排放费来施压,这才渐渐发展起来。赵春江认为,我国可以效仿日本的方式,让这个产业活起来。“按照9万每台的造价,如果上海市按照2.5元每度电的标准回收的话,居民也能像日本人那样12年左右收回成本。”
经过媒体的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来赵家参观,他们在参观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他同一个问题:“赵老师,那我家是不是也该装一个呢?”
每当这个时候,赵春江都非常纠结。从情感上说,他真想回一句“装啊”;但从理智上,他最后总是无奈地告诉他们:“现在还是不要装了吧。”太阳能发电,注定是他一个人的新能源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