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加大电力投资以拉动内需之我见

    动辄数以亿计的投资，最近热到了发烫的程度。牵引出这些数字的动力，归结于同样热得发烫的一个词———“提振”。

    电力投资拉动内需作用已得到印证

    １１月１４日，为落实国务院新增１０００亿元投资中的电网改造部分投资，国家电网公司下属８个相关网省公司与设备生产商，闪电般地签订了２７．３亿元供货合同，其中１４亿元用于中西部城市电网建设与改造，１３．３亿元用于中西部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据称，国网公司所属的西部城网建设与改造、中西部农网建设与改造两项，合计安排了中央投资２７．３亿元，占中央投资总额度的６８．２％。加上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国网公司此番新增的“拉动内需项目”总投资规模为１２０亿元。

　　其实，这一天签约的金额不过是“毛毛雨”。国家电网宣布，未来２~３年内，将完成１１６００亿元巨额投资。而按原计划，“十一五”后两年国网公司的投资计划仅为５５００亿元。南方电网公司也有所动作，今年将新增中央预算内资本金投资８．１亿元，其中５亿元用于南网区域的西部城网改造，３．１亿元用于完善农网，同时计划每年新增投资约３００亿元用于城网改造和农网完善，全网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９００亿元左右。

　　此前的１１月５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决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先安排中央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与之对应的是安排４０亿元作为城乡电网建设和改造资本金。十项措施中，“完善农村电网”和“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电力工业投资大、产业链长，电网投资和建设力度的加大，可以直接促进投资、消费和外贸，明显拉动冶金、建材、电气和机械制造等相关行业。１９９８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曾动用３０００多亿元实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其拉动作用已得到印证。

　　可见，在加大投入的问题上，电力相关各方绝对齐心协力。但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一些需要冷思考的问题有必要计议一下。比如，大幅度增加电网投资规模如何与投资收益、投资效率相对应？电网建设和电源建设如何协调？电力加快发展与电力体制改革如何相得益彰？

    加大投入同时需冷静思考相关问题

    先说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今年１０月，全国发电量和用电量１０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中电联的统计称，全国发电量绝对值同比下降了０．８２％，这不仅是今年３月以来的最低值，也是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出现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１０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下滑１．４４％，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除个别省份外均出现了用电负增长，华东、华南地区仅保持极低增长或者零增长。

　　还有一个指标也很能说明问题。今年１~１１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为４３１７小时，比去年同期降低２６９小时。其中，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４５０８小时，比去年同期降低３２６小时。从目前情况看，这一下降趋势短期内难有逆转可能。

　　电力发展如何与总体经济形势和电力供需走势合拍，的确需要同步谋划。眼下，当电网投入一马当先大幅度增加时，统筹考虑电源、电网的发展规划，加大水电、核电、风电的开发力度，加快火电厂脱硫设施建设及大型电力能源基地送出工程建设，保证电源与电网工程协调发展，有必要及时提上日程。

　　再说电网建设。众所周知，电网的薄弱环节在于配网。两大电网公司的巨额投入中，为农电预留了多大的“蛋糕”，现在还不得而知。

　　地方电网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民族地区农村电网，一直存在改造资金不足的难题。曾有业内人士建议，在农网改造中应该适当提高中央拨付资本金比例，将中部贫困地区中央拨付资本金比例提高至３５％，西部民族地区提高至６０％，同时建立农电发展基金，由政府对农电企业开展的普遍服务给予适当补贴，以畅通地方所属的自供自管县供电企业贷款渠道，确保其完成政策性业务所必需的电网改造资金。但实际情况是，改选资金不足的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这在２００８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后的电力恢复重建中，表现得都比较明显。既然“十项措施”把农网放到了重要位置，在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时给予其适当倾斜，应该正逢其时。必要时，不妨尝试在农网建设和改造中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合理的收益标准和投资回报率，鼓励和吸引非国有资本投资参与农网建设和参股改造县级供电公司，多渠道筹措农网建设资金。

　　另一个相伴相生的问题是在配网建设和改造中如何推进输配分开改革，让地方政府及地方企业有投资电网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培育产权明晰的独立的购售电主体。显然，如果没有体制改革的及时跟进，加大农网投入会存在投资者的主观障碍。有业内人士主张，在中央电网企业内部实现输电业务与农电业务的有机分离，由中央电网企业和各省政府按现代企业制度分别组建省级农电企业，专业化直接经营和管理农电资产。这样，将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益于培育配售电市场主体。

    电力投入必须有完备的“护驾”体系

    在“多予”的同时，还有必要强调“少取”。上一轮大规模农电“两改一同价”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遗留了期待政策扶持的问题。比如，提高农电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需要在增值税、趸售电价优惠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设立专项农电发展基金等方面，出台一些明确的政策。这既是推进农电企业股份制改革、培养独立购售电主体的前提，也有利于确保农电投入取得预期效果。

　　巨额资金投入刺激经济的意图虽然显而易见，但“十大措施”的要义应该是标本兼治。在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曾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所以，轰轰烈烈的投入，必须有完备的“护驾”体系紧随其后，从而有效地规避其“孤军深入”可能发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