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院士：TD不会拖累运营商 政府适当买单（下）(图)
2006/3/9 2:39:26
南京银线科技有限公司 供稿
运营商是没钱吗，不是，是不知道做什么？没有创新的动力。
政府不用干涉，让我们独立选择，技术中立，这像外国人说得话，自然，做为一个上市公司，需要考虑市场，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让你支持创新的技术，并不是让你去亏损，而是考虑长远的效益。中国的运营商能够发展这么快，能用比国外少的投资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其中得益于国产设备的崛起，使国外设备下降了，用原来买一线设备的成本买了十线。我们要看到，应用部门支持创新，不是政府故意塞一个烂苹果给你，首先要端正一种认识：一是要看到责任。二是通过运营和制造部门的努力，是双赢的，而不要认为只是尽义务。不仅仅是运营商，有很多，掌握应用权力的部门，把自己置于创新之外。
我们在说国产设备不好的时候，是否也要站在爱护的角度发现它的不足，提出更好的要求，技术上帮它找问题，帮助它改进，这比国家投多少钱更重要。
TD只有7%的专利。TD和另外两种标准的区别是在接入这方面，包括网络，包括终端，可能只有7%，在无线接口方面，我们是第一的，运营商不是不懂，而是不想用。你有100个专利，人家不用，等于0，关键是有绕不过去的专利，如果一个都没有，拿什么去和人谈，没有筹码。韩国的LG说，高通要和它收终端销售额的20%。中国还需要这样做吗？运营商是不需要付专利费的，所以运营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些简单的风凉话，制造商付出的专利费，最后都会摊到用户的头上，难道运营商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负有垄断市场责任的企业在这方面尤其负有责任。这个企业国家交给你管，不是你的，只有你关心企业的效益吗？
70%都留到运营商那里了，30%分给外资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
有些很困难，没有钱去协调，去扶持创新。企业拿到钱以后，不说是国家给的支持。
大唐的市场化能力较弱？很多运营商不买帐。
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TD不是大唐一家在做，市场化的程度不好，可以从合同上去要求，去完善，如果大唐没有这个市场，它能变好吗。其实，关键不是在这，如果TD出身在国外，运营商早就没意见了。GSM是先入为主的，固网交换机起来，是因为那时运营商的采购权没有上收，包括县局都可以采购，县局觉得没多少钱，就买他吧。给我们从农村进入包围城市的一个机会。后来，移动通信后来怎么不行？这种局面已经变了，采购逐渐集中了，国产设备已经进不来。3G如果不用国产设备，也没机会了。
国家抓创新，这么重视TD，不是说国家这么重视大唐，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创新过程中一个难得的亮点，而且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燕不是国内要搞一个封闭的东西。而且基本上成为TDD唯一的一个国际标准，TD——CDMA基本上就不提了，TDD是移动通信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模式。
因此，国家支持TD成为主角，而且现在上3G正好是一个机会，国家支持其他项目，都没有TD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大的市场，在优势领域，在市场规模大的领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集成创新。3G就是这么一个领域，为什么不能以我为主？
从技术角度而言，TD作为补充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谈TD作为补充是另外一种心态。是为了作个样子给国家看，还是成心去支持国产设备。
固定网运营商说现在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上了TD会拖累了他们。会加剧现有电信市场格局的不平衡性。
第一，现在没有说TD只给固定网运营商，不给移动运营商，二是认为TD就是一个烂苹果，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认为WCDMA就是一个香饽饽。给了我就能把业绩带起来，这是先入为主。拿到WCDMA就一定能有好的业绩吗？当然，如果上了TD，可能投资者不是很理解，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认为TD不保险，WCDMA更成熟。股票是有反应的，会变的。短时间掉下去，还会起来的，还要看业务怎么样。为了减轻运营商的担心，国家在中长期规划中也规定了一些首购的政策，首购风险的分担，一定意义上，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在TD试用期，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买单，减轻运营商的忧虑。在最难的时候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美国集成电路刚出来时，也没有人用，后来政府100%采购，让它度过了生产的最难的一段时期。
要承认TD比别人有差距，但不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很糟的东西，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这个培育过程没有运营商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早产儿大家都会很呵护，何况TD不是早产儿，只是没有洋娃娃那么好看。
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买了国外设备，出了问题，运营商没有责任，买了国产设备，出了问题就有问题。在这点上，国资委要发挥他所管的这些企业发挥在自主创新方面的龙头作用。
配套只是有其自己创新的投入，没有其使用国产设备的使用的投入。我曾经想过，把运营商和制造商换个位置。
8%的增长不是运营商唯一的目标，我们都在提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看销售收入。
这些配套政策和起草时大大往后退了。很多政府部门有意见。
一个厅长说，我现在抓科技觉得真难，要让我来选，不抓科技，抓修马路，建广场。
863通信主题专家组组长。做总结发言。我们做3G，集中了三代的专家，老的李进良、李世鹤，陈卫、徐广涵。张平，尤肖虎、王京。
最初酝酿是在研究院，1995年做SCDMA，1997年，ITU叫未来公共陆地移动通信网，当时没有用3G，也没有用IMT2000这个词。
当时在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前一阶段主要是研讨，863来组织，后来，由科技委来组织。
当时熊秉群当院长。邬贺铨当总工。
当时徐广涵比较积极，当时有些拿不准。邮电部和863主题决定开一个会研讨一下。一开始什么想法都有，后来比较集中在TD-SCDMA上。严格讲，应该是TDS-CDMA因为是在SCDMA的基础上搞的，所以在前面加上了TD。那时还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但是基本思路已经有了，认为TDD的模式是基本可以的，只不过当时有一个想法，智能天线能否写在标准里？它只是一种技术。
智能天线能解决什么问题？无线通信和有线不同，发射时并不知道接收端在哪，因此发射时是比较广泛的，也就意味着，你这个终端接收到信号的时候，别的终端也能收到，这就是一种干扰。反过来，你也能收到别人的无用的信号。另外，无线传输时，并不是简单地走直线，遇到反射就会拐弯，避免不了多径，多径比较长，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互相之间就是干扰，这是无线通信很难避免的。用智能天线，发射时知道接收端在哪，凭什么知道呢，凭一个天线很难定位方位，但如果有几根天线，天线的位置有一些差别，根据不同的天线收到的差别，一定位，就捕捉到了终端的位置，我就直接对着你发射，这样，功率大大减少，别人不会受到干扰，另外，我既然知道你在哪里，就知道有多少径，不同径是不同延时，我把延时补偿回来了，多径的干扰就变成了同向叠加，干扰就大大抵消，由于这点，解决了抗干扰的能力，能在比较窄的频谱里，不是太高的性M比，能支持多用户。
能支持用户越多，单位成本就低，就越有竞争力，频谱利用率就高。
它是有先进性的，要想办法把先进性发挥出来。
863那时喜欢在香山开会，叫头脑风暴。
不仅仅是提出标准的单位，西门子当时在欧洲提TDD的标准，虽然列上了，但处于一种劣势，所以一看，有人提TDD，很高兴做仿真。只不过没有用同步而已，西门子虽然自己提TDD，但一看TD——SCDMA比他好，就转到这边来了。
李默芳在芬兰会议上发言，对TD表示强有力的支持。
坦率地说，当时也不一定就用，只是表态而已。包括吴部长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提一个标准也可以啊。并没有想到真正要它用。就大唐而言，一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越往后走，越发现，已经上了船了，下不来了。
一步一步走过来，中国熬过来了。在国际会议上，声音是比较齐的。
走到这一步，不但国外没有想到，包括我们自己，包括香山会议时，都没有想到会这样。成功一步，对后期有一些鼓励，到后来不走不行了，大唐几乎每个月都要派人去参加国际会议，创新是一个大的工程。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容易，对TD的支持，是其他创新活动的榜样。外国人的观点是我首先反对，反对不了就加入。对他们而言，不在乎标准是谁的，而看中的是市场。有一位外国人说：“我看你们政府的态度，好像TD不是你们的。”
我们只不过是用别人用过的办法。现在有08年的限时所在，中国不可能不用欧洲和美国的标准，倒推，什么时候发3G的牌照？TD没有时间了。从制造业的角度希望往后退，商用试验，应该说可以达到商用了，今年可以发TD牌照了，发牌照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就成熟，不发，就没有建网，这是促进的，发了牌照，会更快地促进。TD单靠大唐做，首先有TD成功，才能有大唐成功。发了，才能在TD上增加投入，给运营商信心。当然会给制造商一些压力。
和WCDMA还差一年的时间？
运营商
所有的3G都有风险，2G刚上时怎么样？也掉话。只是一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和2G兼容的，打电话是可以的。必须在网络中来完善。
2000-2002大唐最困难：
1、政府态度不明朗
2、孤军奋战，那时还没有形成联盟，很多人包括外商、国内企业非常不看好，大唐资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稳定性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搞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前途，虽然基本通话有了，基站基本上用得是西门子，终端还没有做。那时看上去，大唐除一个标准，几个专利外，没有什么。西门子在2002年左右，不再和大唐合作。西门子希望做TSM，大唐认为试验可以，但运营商不愿意走这半步。李默芳的态度很明朗，有GPRS了，为什么还要上TSM？要做就做真正的国际标准，LCR。西门子想早进入市场。认为比较容易，从GSM转过来，实际上，运营商并没有那么积极。大唐虽然两个做了，但重点还是在TSM。当时演示的都是基于TSM的设备。信产部规定，要按TDSCDMA测试。也曾经谈过合资，愿意合作，做基站，认为TD能行，而且中国有大的市场。他认为大唐系统产业化的能力不好。我还和他们去谈过。在大唐谈的。西门子有顾虑，西门子当时通信集团遇到了一定困难，业绩没有那么好。所以想尽快加入市场。
大唐从终端、基站、芯片都自己做，这么大一摊子，想从股份公司拿到一些支持，有上海的、西安的、北京的，内部又乱，朋友又走了，政策又不支持。
我们和西门子谈合资时，知道如果合资，大唐是拿不出钱来的。所以希望承认我们已有技术的价值，它总是压低大唐所拥有的技术的价值。大唐当时希望控股，希望西门子的股权不要太多，不希望一上市，再摊薄时，仍有一个控制地位，西门子也希望控股。
现在看来，谈不成是注定的。当时，还谈到设备生产，国内以大唐为主，国外以西门子为主。各种方案都想过，但实际上，因为大唐没有足够的实力。另外，也是看不到政府的态度，不敢下注。所以后来和华为合资是一种可进可退的举措。控股的。
华为并不是真心做TD，并没有把研发投入都放在上面来。
中兴是真心的，感到TD就是好，有优势。
在看到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范例的同时，需要正视我国在创新方面的差距。我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研发支出占销售额为5%~10%，中国500强为1.6%。我国轻工和纺织业是世界第一大国，但缺少自己品牌(以服装为例有自己品牌的仅10%)；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术受控于人，2005年前十个月，我国电子百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8%，不及微软、英特尔、三星公司水平的1/10；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10%，出口产品利润率低；我国是制造业第四大国，但重要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我国还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每万美元GDP的综合能耗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世界经济论坛以宏观经济稳定性、诚信度、政府开支构成、合同与法律、反腐败、信息技术应用、技术转让和创新共八项指标来综合评价世界各国的增长竞争力，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排名远低于其他指标，创新已成为制约我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相称，究其原因除了全社会的科技投入偏低外，体制机制问题是关键，长期计划经济环境下养成不利于创新的企业架构及心态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只关注在任期内的短期业绩，缺乏长远的创新战略和决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的创新意识和信心不足，没有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氛围。在自主创新方面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例如将自主创新看成纯粹是科技部门的事，或者将创新看作生产产品的企业的孤立行为，忽视或放弃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及市场的作用。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但市场是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可缺的资源，新产品不经过市场考验不可能成熟。我国一些垄断市场的部门或企业集团对国产设备特别是创新产品缺乏信心和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向国外产品倾斜，更有甚者按照“采用国外设备如果出了问题没有责任，但采用国产设备则有责任”的逻辑，剥夺或限制了国内创新产品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偌大的市场不应只是他人的蛋糕，应当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成长的土壤。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一不可，以市场为纽带的产学研用结合和企业间的合作同样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和技术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不论处在研究机构还是企业，不论是在生产、使用或政府部门，都应思考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了什么。
中央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指明了方向并给出了措施，我国的产业发展已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示了巨大的市场并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意识逐渐增强，我们有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队伍，有了一批自主创新成功企业作为榜样，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定会有大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必将成为在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政府不用干涉，让我们独立选择，技术中立，这像外国人说得话，自然，做为一个上市公司，需要考虑市场，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让你支持创新的技术，并不是让你去亏损，而是考虑长远的效益。中国的运营商能够发展这么快，能用比国外少的投资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其中得益于国产设备的崛起，使国外设备下降了，用原来买一线设备的成本买了十线。我们要看到，应用部门支持创新，不是政府故意塞一个烂苹果给你，首先要端正一种认识：一是要看到责任。二是通过运营和制造部门的努力，是双赢的，而不要认为只是尽义务。不仅仅是运营商，有很多，掌握应用权力的部门，把自己置于创新之外。
我们在说国产设备不好的时候，是否也要站在爱护的角度发现它的不足，提出更好的要求，技术上帮它找问题，帮助它改进，这比国家投多少钱更重要。
TD只有7%的专利。TD和另外两种标准的区别是在接入这方面，包括网络，包括终端，可能只有7%，在无线接口方面，我们是第一的，运营商不是不懂，而是不想用。你有100个专利，人家不用，等于0，关键是有绕不过去的专利，如果一个都没有，拿什么去和人谈，没有筹码。韩国的LG说，高通要和它收终端销售额的20%。中国还需要这样做吗？运营商是不需要付专利费的，所以运营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些简单的风凉话，制造商付出的专利费，最后都会摊到用户的头上，难道运营商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负有垄断市场责任的企业在这方面尤其负有责任。这个企业国家交给你管，不是你的，只有你关心企业的效益吗？
70%都留到运营商那里了，30%分给外资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
有些很困难，没有钱去协调，去扶持创新。企业拿到钱以后，不说是国家给的支持。
大唐的市场化能力较弱？很多运营商不买帐。
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TD不是大唐一家在做，市场化的程度不好，可以从合同上去要求，去完善，如果大唐没有这个市场，它能变好吗。其实，关键不是在这，如果TD出身在国外，运营商早就没意见了。GSM是先入为主的，固网交换机起来，是因为那时运营商的采购权没有上收，包括县局都可以采购，县局觉得没多少钱，就买他吧。给我们从农村进入包围城市的一个机会。后来，移动通信后来怎么不行？这种局面已经变了，采购逐渐集中了，国产设备已经进不来。3G如果不用国产设备，也没机会了。
国家抓创新，这么重视TD，不是说国家这么重视大唐，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创新过程中一个难得的亮点，而且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燕不是国内要搞一个封闭的东西。而且基本上成为TDD唯一的一个国际标准，TD——CDMA基本上就不提了，TDD是移动通信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模式。
因此，国家支持TD成为主角，而且现在上3G正好是一个机会，国家支持其他项目，都没有TD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大的市场，在优势领域，在市场规模大的领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集成创新。3G就是这么一个领域，为什么不能以我为主？
从技术角度而言，TD作为补充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谈TD作为补充是另外一种心态。是为了作个样子给国家看，还是成心去支持国产设备。
固定网运营商说现在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上了TD会拖累了他们。会加剧现有电信市场格局的不平衡性。
第一，现在没有说TD只给固定网运营商，不给移动运营商，二是认为TD就是一个烂苹果，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认为WCDMA就是一个香饽饽。给了我就能把业绩带起来，这是先入为主。拿到WCDMA就一定能有好的业绩吗？当然，如果上了TD，可能投资者不是很理解，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认为TD不保险，WCDMA更成熟。股票是有反应的，会变的。短时间掉下去，还会起来的，还要看业务怎么样。为了减轻运营商的担心，国家在中长期规划中也规定了一些首购的政策，首购风险的分担，一定意义上，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在TD试用期，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买单，减轻运营商的忧虑。在最难的时候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美国集成电路刚出来时，也没有人用，后来政府100%采购，让它度过了生产的最难的一段时期。
要承认TD比别人有差距，但不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很糟的东西，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这个培育过程没有运营商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早产儿大家都会很呵护，何况TD不是早产儿，只是没有洋娃娃那么好看。
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买了国外设备，出了问题，运营商没有责任，买了国产设备，出了问题就有问题。在这点上，国资委要发挥他所管的这些企业发挥在自主创新方面的龙头作用。
配套只是有其自己创新的投入，没有其使用国产设备的使用的投入。我曾经想过，把运营商和制造商换个位置。
8%的增长不是运营商唯一的目标，我们都在提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看销售收入。
这些配套政策和起草时大大往后退了。很多政府部门有意见。
一个厅长说，我现在抓科技觉得真难，要让我来选，不抓科技，抓修马路，建广场。
863通信主题专家组组长。做总结发言。我们做3G，集中了三代的专家，老的李进良、李世鹤，陈卫、徐广涵。张平，尤肖虎、王京。
最初酝酿是在研究院，1995年做SCDMA，1997年，ITU叫未来公共陆地移动通信网，当时没有用3G，也没有用IMT2000这个词。
当时在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前一阶段主要是研讨，863来组织，后来，由科技委来组织。
当时熊秉群当院长。邬贺铨当总工。
当时徐广涵比较积极，当时有些拿不准。邮电部和863主题决定开一个会研讨一下。一开始什么想法都有，后来比较集中在TD-SCDMA上。严格讲，应该是TDS-CDMA因为是在SCDMA的基础上搞的，所以在前面加上了TD。那时还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但是基本思路已经有了，认为TDD的模式是基本可以的，只不过当时有一个想法，智能天线能否写在标准里？它只是一种技术。
智能天线能解决什么问题？无线通信和有线不同，发射时并不知道接收端在哪，因此发射时是比较广泛的，也就意味着，你这个终端接收到信号的时候，别的终端也能收到，这就是一种干扰。反过来，你也能收到别人的无用的信号。另外，无线传输时，并不是简单地走直线，遇到反射就会拐弯，避免不了多径，多径比较长，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互相之间就是干扰，这是无线通信很难避免的。用智能天线，发射时知道接收端在哪，凭什么知道呢，凭一个天线很难定位方位，但如果有几根天线，天线的位置有一些差别，根据不同的天线收到的差别，一定位，就捕捉到了终端的位置，我就直接对着你发射，这样，功率大大减少，别人不会受到干扰，另外，我既然知道你在哪里，就知道有多少径，不同径是不同延时，我把延时补偿回来了，多径的干扰就变成了同向叠加，干扰就大大抵消，由于这点，解决了抗干扰的能力，能在比较窄的频谱里，不是太高的性M比，能支持多用户。
能支持用户越多，单位成本就低，就越有竞争力，频谱利用率就高。
它是有先进性的，要想办法把先进性发挥出来。
863那时喜欢在香山开会，叫头脑风暴。
不仅仅是提出标准的单位，西门子当时在欧洲提TDD的标准，虽然列上了，但处于一种劣势，所以一看，有人提TDD，很高兴做仿真。只不过没有用同步而已，西门子虽然自己提TDD，但一看TD——SCDMA比他好，就转到这边来了。
李默芳在芬兰会议上发言，对TD表示强有力的支持。
坦率地说，当时也不一定就用，只是表态而已。包括吴部长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提一个标准也可以啊。并没有想到真正要它用。就大唐而言，一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越往后走，越发现，已经上了船了，下不来了。
一步一步走过来，中国熬过来了。在国际会议上，声音是比较齐的。
走到这一步，不但国外没有想到，包括我们自己，包括香山会议时，都没有想到会这样。成功一步，对后期有一些鼓励，到后来不走不行了，大唐几乎每个月都要派人去参加国际会议，创新是一个大的工程。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容易，对TD的支持，是其他创新活动的榜样。外国人的观点是我首先反对，反对不了就加入。对他们而言，不在乎标准是谁的，而看中的是市场。有一位外国人说：“我看你们政府的态度，好像TD不是你们的。”
我们只不过是用别人用过的办法。现在有08年的限时所在，中国不可能不用欧洲和美国的标准，倒推，什么时候发3G的牌照？TD没有时间了。从制造业的角度希望往后退，商用试验，应该说可以达到商用了，今年可以发TD牌照了，发牌照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就成熟，不发，就没有建网，这是促进的，发了牌照，会更快地促进。TD单靠大唐做，首先有TD成功，才能有大唐成功。发了，才能在TD上增加投入，给运营商信心。当然会给制造商一些压力。
和WCDMA还差一年的时间？
运营商
所有的3G都有风险，2G刚上时怎么样？也掉话。只是一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和2G兼容的，打电话是可以的。必须在网络中来完善。
2000-2002大唐最困难：
1、政府态度不明朗
2、孤军奋战，那时还没有形成联盟，很多人包括外商、国内企业非常不看好，大唐资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稳定性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搞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前途，虽然基本通话有了，基站基本上用得是西门子，终端还没有做。那时看上去，大唐除一个标准，几个专利外，没有什么。西门子在2002年左右，不再和大唐合作。西门子希望做TSM，大唐认为试验可以，但运营商不愿意走这半步。李默芳的态度很明朗，有GPRS了，为什么还要上TSM？要做就做真正的国际标准，LCR。西门子想早进入市场。认为比较容易，从GSM转过来，实际上，运营商并没有那么积极。大唐虽然两个做了，但重点还是在TSM。当时演示的都是基于TSM的设备。信产部规定，要按TDSCDMA测试。也曾经谈过合资，愿意合作，做基站，认为TD能行，而且中国有大的市场。他认为大唐系统产业化的能力不好。我还和他们去谈过。在大唐谈的。西门子有顾虑，西门子当时通信集团遇到了一定困难，业绩没有那么好。所以想尽快加入市场。
大唐从终端、基站、芯片都自己做，这么大一摊子，想从股份公司拿到一些支持，有上海的、西安的、北京的，内部又乱，朋友又走了，政策又不支持。
我们和西门子谈合资时，知道如果合资，大唐是拿不出钱来的。所以希望承认我们已有技术的价值，它总是压低大唐所拥有的技术的价值。大唐当时希望控股，希望西门子的股权不要太多，不希望一上市，再摊薄时，仍有一个控制地位，西门子也希望控股。
现在看来，谈不成是注定的。当时，还谈到设备生产，国内以大唐为主，国外以西门子为主。各种方案都想过，但实际上，因为大唐没有足够的实力。另外，也是看不到政府的态度，不敢下注。所以后来和华为合资是一种可进可退的举措。控股的。
华为并不是真心做TD，并没有把研发投入都放在上面来。
中兴是真心的，感到TD就是好，有优势。
在看到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范例的同时，需要正视我国在创新方面的差距。我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研发支出占销售额为5%~10%，中国500强为1.6%。我国轻工和纺织业是世界第一大国，但缺少自己品牌(以服装为例有自己品牌的仅10%)；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术受控于人，2005年前十个月，我国电子百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8%，不及微软、英特尔、三星公司水平的1/10；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10%，出口产品利润率低；我国是制造业第四大国，但重要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我国还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每万美元GDP的综合能耗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世界经济论坛以宏观经济稳定性、诚信度、政府开支构成、合同与法律、反腐败、信息技术应用、技术转让和创新共八项指标来综合评价世界各国的增长竞争力，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排名远低于其他指标，创新已成为制约我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相称，究其原因除了全社会的科技投入偏低外，体制机制问题是关键，长期计划经济环境下养成不利于创新的企业架构及心态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只关注在任期内的短期业绩，缺乏长远的创新战略和决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的创新意识和信心不足，没有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氛围。在自主创新方面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例如将自主创新看成纯粹是科技部门的事，或者将创新看作生产产品的企业的孤立行为，忽视或放弃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及市场的作用。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但市场是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可缺的资源，新产品不经过市场考验不可能成熟。我国一些垄断市场的部门或企业集团对国产设备特别是创新产品缺乏信心和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向国外产品倾斜，更有甚者按照“采用国外设备如果出了问题没有责任，但采用国产设备则有责任”的逻辑，剥夺或限制了国内创新产品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偌大的市场不应只是他人的蛋糕，应当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成长的土壤。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一不可，以市场为纽带的产学研用结合和企业间的合作同样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和技术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不论处在研究机构还是企业，不论是在生产、使用或政府部门，都应思考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了什么。
中央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指明了方向并给出了措施，我国的产业发展已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示了巨大的市场并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意识逐渐增强，我们有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队伍，有了一批自主创新成功企业作为榜样，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定会有大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必将成为在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电源在线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本文链接：邬贺铨院士：TD不会拖累运营商 政府适
http:www.cps800.com/news/2006-3/20063923926.html
http:www.cps800.com/news/2006-3/20063923926.html
0755-82905460
邮箱 
：
